[138] 参见钱穆《略述刘邵〈人物志〉》、汤用彤《读〈人物志〉》，《〈人物志〉评注》附录，王玫评注，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139]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140] 郑旻：《重刻人物志跋》，《〈人物志〉评注》附录，王玫评注，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141] 参见刘邵：《〈人物志〉评注》阮逸序，王玫评注，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页。
[142] 刘邵：《人物志》卷下《七缪》，王玫评注，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第四章 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历了多途发展的历程。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史学在继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私人修史一度受到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第二个转折，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第三个转折，是出现了对史学活动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第四个转折，是在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制体史书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还有一个转折，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史学发展中的这些新的转折，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了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