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而又适度，才合于礼。北京人的礼仪文明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乡俗人情。这里又有“分”。讲求“分际”，明于限度，也得自人类在进化中的自我塑造。在这一方面敏感细腻的程度，通常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成熟的程度。这里且不去说人类为这种进化所支付的代价，进化中的失落。
“体面”不止在仪态，这字眼儿还包含有自尊感，人的自尊自重。“体面”关心的更是人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是一种借助他人的肯定才能成立的自我评价。乡土社会的心态，向来注重环境反应、社会眼光。但关心他人眼光的“体面”确也出于自尊感。祥子当着被践踏时，最令他痛苦的，是他精心维持并引以自傲的“体面”的丧失。老北京人极其自重自爱，也由于礼仪文明的熏陶。乌世保在绝境中问自己，一问是否吃得了苦，二问是否忍得下气，三问“气或能忍，这个人丢得起丢不起呢”？（《烟壶》）这第三问，才是最要命最绝望的一问。苦吃得，气亦忍得，“人”却万万丢不得。《鼓书艺人》（老舍）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尊严而挣扎抗争的故事。被那个社会贱视的艺人的尊严又特具敏感性。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或许受了本尼迪克特论日本文化的启示。知耻近乎勇，士可杀而不可辱。正派北京市民在这一点上亦可说“咸近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