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建立这第一个基本的技术规则，我们获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患者把它作为抵抗攻击的目标。患者以各种方式来逃脱它的束缚。一会儿，他表示他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想到的事情太多以致无从选择。接着我们吃惊地看到他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又批驳另一观念。这可以通过他谈话时所出现的时间停顿推想而知。随后，他承认他确实有某种东西不能讲出来——即他感到很羞愧，于是由于这个理由他不再信守诺言了。或者他说他想到了某事，但它与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有关，并因此不能讲出来。或者，他现在想到的实在太不重要、太愚蠢和太无意义，我不可能会让他想这样的事情。就这样用各种方法拖延着时间，他只是不停地说要讲出一切，结果什么也没有讲出。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来阻止对他的治疗。一位男子十分聪明，他就曾以这种方式把他个人的爱情经历隐藏了数星期之久，在指责他破坏了神圣的规则时，他自我辩白说，他认为这个特殊的故事是自己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能容许患者有这种庇护权。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一方面设法捕拘罪犯，一方面却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禁止在马克特广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抓人。那么，我们肯定可以在这个避难所找到他。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允许给某男子以这种例子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其做事能力，而他是一位文官，由于受到誓约的束缚，他不能将某种事告诉外人。他对结果表示真正的满意；但我却不如此。我决定从此不再进行这种条件下的治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