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以帝王视角，阐发了《资治通鉴》编修的历史渊源和意图旨归。开篇以《诗》《书》《春秋》这样的典籍为切入点，引出编书的意图“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梁启超在谈到《资治通鉴》著书本意时，认为“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阕。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11]。且不论该书是否为皇帝教科书，单就其宏阔的视野与丰富的史料内容，也足以“垂鉴戒于后世”。选文还提到司马迁编修史书时借鉴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前人著述，纵横驰骋千余载，成为后代编修历史等学者奉为圭臬之体例。正是因为司马光判断是非与圣人相类，褒贬恰当，也被称为优秀的史家人才。选文还对宋英宗倾力修史方面的贡献，司马光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编修史书，以及修史的思想站位、立场态度等方面作了阐述，引出著书开篇立意的缘由。此外，选文作者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整体学术价值和形制规模进行了评价和介绍，认为该部典籍记载了圣君贤臣，议政精要之语，良善制度，和谐天人关系，各种现象根源，朝代兴衰的原因，规划战略，官员政策、用人标准，等等，是规模与内涵都很完备的良史。全书记载了十六个朝代，编辑成二百九十四卷，序文最后，神宗表明了自己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的目的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