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料缺乏，这里只以雅典为例略做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连年入侵阿提卡，每次进军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通过破坏庄稼，砍掉葡萄藤、橄榄树，烧掉房屋以迫使雅典决战。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扫荡阿提卡全境。此后的年代里，除雅典发生瘟疫的数年外，斯巴达人几乎每年都会出兵阿提卡进行破坏。对于斯巴达人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缺乏具体资料，难以准确估价。修昔底德明确提到，战争初期雅典人不满伯里克利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无法耕种土地，并眼看着自己的土地和庄稼被破坏。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阿卡奈人坚决要求对斯巴达人进行报复，原因就是他们的葡萄藤和橄榄树被砍，庄稼被破坏。作为史料，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向来以夸张严重和歪曲著称，历来为学者们怀疑，但这里的说法，正好印证了以可靠著称的修昔底德的记载，或许能多少反映一些农业遭受破坏的现实。公元前425年以后，雅典人以派罗斯被俘的斯巴达人为人质，逼迫斯巴达暂停了对雅典的入侵；公元前421年《尼奇亚斯和约》的签订，让雅典人赢得了6年左右的和平，农业可能有所恢复。但公元前415年发动的西西里远征，让雅典损失了大批精壮人口。对于阿提卡的农业来说，它肯定影响巨大。雪上加霜的是，公元前413年后，斯巴达军队常驻狄凯莱亚，几乎破坏了所有阿提卡的农作物，使雅典根本无法利用阿提卡的土地。底比斯人不断的抢掠，优卑亚的暴动（战争期间不少雅典人把牲口送到优卑亚），使不少人丧失了重建其经济基础的能力，有些人可能不得不放弃其仅有的土地，或许连家中仅有的房子也被拆除出卖。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对大批公民的驱逐与财产没收的行动，虽主要限于富人，但贫穷公民也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民主派回城后，规定原所有者的财物如已被拍卖，他必须向现所有者付出赎金方可收回其财产，估计能够在和解后收回其财产者仅是少数。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相当一部分雅典公民的生活可能处在贫困线以下，其收入仅仅能够糊口。虽然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说明，但有迹象表明，公元前4世纪人口较多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反映了农民的贫困，第四等级公民的数量，由于不可能在盟邦占有土地，也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充，很可能较公元前5世纪有所增加。根据琼斯的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大约2万名公民中，固然出现了帕西翁、德摩斯梯尼的父亲那样相当富有的人，但相对富有的不过6000人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只是维持温饱水平，只有最为富有的1200人，或许能够维持相对优裕的生活。[2]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人口数量的基本停滞，国家财政的紧张，帝国雄心屡遭挫败，也说明与前一世纪比较，雅典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已经有5000人丧失土地。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财富的社会中，居然有近1/4的人根本没有土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公元前4世纪，总体情况似乎并无根本改观。当公元前322年安提帕特将公民权局限在拥有20明那（1/3塔兰特）财产的人中时，能够拥有公民权者不过9000人，可能不过雅典原有公民的一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