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在位61年间与佛教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先后六次下江南，多次巡视辽沈，常住名山古刹，延见僧人，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二次南巡，尤其是第二次，他至杭州本想到宝华山，因雨未能成行，于是御书“清远”额。《宗统编年》的作者纪荫在为“清远”之额写“跋”时，称康熙帝是“光扬道化”的“佛心天子”。认为康熙帝二次南巡，旷古难逢之事有五，其中之一就是“山林法席，均荷恩光”[20]。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也是历代帝王所不曾有的，表明他对佛教护持的一片苦心。康熙时期，清廷所崇奉的“尊儒重道”的政策已经确立。因此，康熙帝在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佛教经典写序和跋的同时，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起来，表现了他儒释合流的宗教态度。
雍正帝自幼留心于佛教，喜读佛学书籍，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他撰成《拣魔辨异录》，干预圆悟与法藏之争，且欲将多有明末遗民情结的法藏一系铲除，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又纂成《御选语录》19卷，在这里，雍正帝不仅要主宰人世，而且要表率出世，扮演着人君与“法王”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