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景梅九并没有闲下来，他既不以革命元勋自居，也不肯奔走求官谋事——虽然他身为山西选举出来的众议员，但是主要的工作，还是办报。他和山西的参议院议员田梓琴联手办了一份《国光新报》，专门对付袁世凯，其笔锋飒爽犀利，不亚于民国第一记者黄远庸。
革命阵营中原有一个称唤，叫“革命二枚”，指的就是景梅九和章太炎（章字枚叔）。虽然并称，而章太炎以其好慢侮人、喜难为人、擅卖弄人而尤享盛名，不过景梅九竟还十分瞧他不起，原因就是章太炎毕竟喜孜孜地接受了袁世凯“东北筹边使”的酬庸、笼络。到后来，是章太炎屡屡见轻于东北在地的军阀，不耐闷郁无聊，才一口一声骂起袁世凯来。他的气节和识见，是远远不及这另一“枚”的。
在历经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蓦地更迭之际，却先后经历了两种失落、两种惊心、两种极端的顿挫，而且这重重的失望，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冲撞着每一个肯思考的人。思考得稍微不透彻些，就会为了捍卫其中某一制度、某一文化和某一权力体系而抛头洒血；思考得稍微清晰些，也很容易就陷入较极端的犬儒态度。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大批人非常愿意亲近“无政府主义”（Anarchism，音译为安那其主义），原因无它，此一主义有一种各凭良心、远离权力的理性气质，上接中国古代一个巨大的传统，那就是道家与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