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人移风易俗的努力与实践
对于明中后期社会风尚的突变，明朝君臣以及士大夫们都十分担忧。他们从维护封建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力图通过禁奢和移风易俗，使社会风尚重新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从文献记载看，明朝的为政者不仅提出了他们的理论，在中原汉族地区有具体的实践，而且也试图在社会风俗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移风易俗的努力。如李乐在《见闻什记》中，曾对江南地区愈趋浮华、奢靡的风尚，忧心忡忡地说：“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内，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年），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嘉靖河南《长垣县志》说，该地民俗“好勇使气，人多健讼，是固然矣。今每一放告词状，曾不多纸，而百姓日安于无讼者，何哉！良以杜侯塞告讦为之所也。夫民虽至愚，然示之以诚则诚，示之以伪则伪，孰谓斯民非三代之民哉！顾上之所以倡之者何如耳！然则有长民之责者，可不深长思乎！”“风俗治之大端也，俭而率，民政之大要也。邑之旧俗，乃称喜豪奢而病俭啬，吾恐其失淳雅也。是在有道者，操其机，而鼓之舞之，久必有沛然者矣。”崇祯《山西通志》称：“山西厥土硗瘠，故民多贫厥，俗尚勤俭，故用仅足。今地理所出不逮曩者，而侈靡更炽，将何以为继耶？”明人周永春说：“窃闻沃土之民淫淫则忘善，瘠土之民劳劳则思善，今民不知劳劳而淫淫，心舍力奢溢潜差，俗敝矣。”[182]万历年间汾阳知府赵乔年，在《风俗利弊说》一文中称：“志称民性淳厚，俗尚勤俭，好义敦信，岂非陶唐氏之遗风犹未泯欤？惟是宗室繁衍，渐流怙移，民间效尤，竞务奢靡，建淫祠，崇鬼事，媟亵不经之费动千百计，财匮而俗亦敝矣。”为政者认为“侈心一开，渐就披靡，俗使然也。返薄还淳，标俭朴，是有望于维风者”。万历《汾州府志》称：“挽奢归检，在司世教者，身先之而已。”万历时任阳曲知县的周永春曾组织文人编撰《复古指南》，“取仪礼诸书互相参证……自冠礼以至交际凡十款，明白简易，而又绘之以图，俾便观览也”。周永春认为“风正俗善在此一举矣”[183]。万历时，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还专门编撰了《实政录》，要求属吏照此办理，以正民风。为了使山西民风时尚退回到明初的状态，吕坤等明政府官员可谓费尽心机。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山西一些地方民风时尚之变已经势不可挡了。